第一百一十四章 乡间酷比 (第3/3页)

之俗，募人耕田，十取其五；而用主牛者，取其六，谓之牛米。盖晋法焉。”就是说牛米要多收一分利啊。

    8文中“酷比”是借鉴明末张居正改革之后的情况。

    顺便说一下张居正改革中的“考成法”。

    “近年以来正赋不亏，府库充实，皆以考成法行，征解如期之故。”（《明神宗实录》卷111）

    “考成法”里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“赋役完欠”，如果官员收不满这个赋税和徭役，就会降级或者削职。

    明初的时候，朱元璋这个真·寒门出身对赋税徭役的收敛是有意放宽的“钱粮尽在民间，征敛不足，其顽在民，何尝即责有司”（朱元璋:《大诰》，“设立粮长第65”），所以地方官拖欠赋役的惩罚总体比较松，老百姓过得还可以。

    但随着明代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，中央财政愈来愈紧张，其标准不断提升，至张居正的“考成法”而达到顶峰。“查得嘉靖三十一年，未完五分以上者，住俸督催。三十四年，未完四分者，降俸矣。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，住俸矣。隆庆五年，则完不及八分者住俸，又议带征矣。”（《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禆治安疏时政五事》）

    到万历二年，因张居正的推动，便议定:“除完纳八分……仍照例每年带征二分。”即增加到“十分”才能考满。

    至万历四年，又规定:“见年应征钱粮完数不及九分，府州县掌印管粮官，照例降调。”除此之外还要带征二分（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2）

    所以最后就变成“以九分为及格，仍令带征宿负二分，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。”（《明史》卷227《萧彦传》）

    即增加到“十一分”才能考满，这就是鼓励地方官员横征暴敛了。

    结果，在张居正的严酷考成法之下，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酷比现象，许多老百姓被官府收刮得家产尽绝、鬻妻卖子，以至于在流亡途中，依然“形似失巢之鸟，苦如游釡之鱼”（《万历疏钞》卷1《圣治类》）

    皇帝知道吗？皇帝是知道的，从万历到崇祯，都是知道考成法带来的“酷比”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不用考成法，赋税徭役上不来。

    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2“近因行考成之法，惧或降罚，遂不分缓急，一概严行追并……咸谓朝廷催科太急，不得安生……致百姓流离失所，朕甚悯之。”

    张居正更是公然说:“夫均徭、赋役、里甲、驿递，乃有司第一议，余皆非其所急也。四事举则百姓安，百姓安则邦本固。”（《张太岳集》卷25《答保定巡抚孙立亭》）

    到万历七年以后，张居正的考成法影响太坏了，已经难以为继，所以不得不“一体蠲免”，后来张居正就被反攻倒算了，可是当明神宗去世后，便有人鼓噪为张居正正名，此事终于在天启元年得以实现，随后便恢复张居正的考成法。

    然而，天启以后东林党全师于张居正，酷比问题立刻变得十分突出，“郡县催科苛政，无一事不入考成。官于斯土者，但愿征输无误，以完一己之功名，谁复为皇上念此元元者哉!”（《瞿式耜集》卷1《清苛政疏》）

    至崇祯，考成之苛刻愈演愈烈，故王夫之言:“温体仁全师江陵之术而加甚焉。”（王夫之:《黄书噩梦》）“自是考选将及，先核税粮，不问抚字，专于催科，此法制一变也。”（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72《崇祯治乱》）

    其实，张居正之所以改革成功的一个很大因素是，张居正在位的时候正好是风调雨顺的时期，由于连年丰收，加之当时财政收入激增而贮备大量的白银，引起白银流通不足，两者相加，致使米价超低。

    结果到了天启、崇祯时期，遇上小冰河时期，旱灾水灾频发，却还是完全师法张居正的考成法，结果却是“逋负山积”，导致了明末大乱。

    9宋王栐《燕翼诒谋录》“祖宗旧制，州郡公使库钱酒，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、罢任旅费。所馈之厚薄，随其官品之高下、妻孥之多寡。此损有余补不足，周急不继富之意也。”公使库在宋代就是对官僚士大夫的一种隐性福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