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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    “每个人都讨厌美国。”亚洲最强又开始讲国际笑话，“特别是最近几年，连美国人都讨厌起美国了。”

    我掩着额头，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。

    不过，我对那个大洋彼岸的国度还是说不上讨厌——我看了看身边开怀大笑的她。

    如果没有到美国念书，我们恐怕永远不会相遇。但究竟是谁让我们又在新加坡重逢呢，是被热带吸引来的彼得，还是梵语中代表着一切业、决定着因果报应的羯磨？

    我不信神。

    然而这世上真的有因果吗？

    真的没有因果吗？

    晚上我跟潘德小姐回家。明天早晨有个临时加的会，时间太早，她家离公司那边更近……

    我也不知道她对这个借口是否信以为真：毕竟明天放国庆假期的顺延假，理论上来说人们不用工作。留宿在彼此家中几乎是个新常态，我在想是否能找到机会和她谈一下这件事。

    我暂无此计划。现在还不到时候。

    最好的情况是能拖到项目结束，这样谁都不用申请利益回避，我们的关系也更纯粹了，皆大欢喜。我原本没有太过于担心的，只是今天的事给我敲了个警钟：她的朋友性格各异，但对我都如此接纳，足以见得他们背后的郑重。

    而这般郑重之后，又是潘德小姐的身影无形隐匿其中。

    我要是不给个明确的表态，她会不会觉得我不够珍惜这段关系？

    潘德小姐拉我散步，目的地是两站之外的地铁站。她似乎总是很享受与我漫步，我也乐意之至，两个人拎着大包小包地并排往前走。

    匆匆的路人的神色被口罩吞去大半，气氛与寻常却自有不同。到处都是国旗摇动，我和她，两个南洋的外乡人，仍克制着，保全社会中完整的自我。自我是专业、商务化、尔虞我诈，自我从来不是完全的我。

    但在我大脑的幻影之间，那个人潮中与她十指相扣的，又算是完全的我吗？

    我喜欢买衣服、买各式各样的鞋，喜欢观赏文化活动，喜欢身居高位，喜欢担任要职、带领团队创造从零到一的成果，喜欢美食，喜欢女人，喜欢她。

    完全的她是什么样？

    “以前我好像没有问过你，”我说，“你为什么来新加坡？”

    “毕业后我来这里玩，然后顺便给一些咨询公司投了简历。”

    我微微皱眉：“就这个？”

    “还有彼得。”潘德小姐说，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域偏好，而我最好的朋友要留在这里。当然另一方面，没在波士顿遇到合适的舞伴也是一个原因……我有一个终身的舞蹈计划，最好是能跳到无法动弹为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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