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第039章】 货币本位 (第3/3页)

元的铸造即是乘此种趋势，同时为适应中西通商日益发达之新情势，乃将大钱的形式略加改变而称之为铜元，其实质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当十大钱而已。

    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广东因停铸制钱而闹钱荒，外洋铜仙广泛流通，为挽回利权，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便开始铸造铜元。每枚重二钱，当制钱十文，以紫铜百分之九十五，白铅百分之四，点锡百分之一配合铸成，直径二十八毫，形式精美，为白铜元之最精者，一面镌光绪通宝四字，内加满文广宝二字，周围镌广东省造，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，一面中携盘龙，四周有英文‘kwangtung o’字样，意即‘广东一仙’。此种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货币。花纹细致，中部无孔，均为进步的明征。铜元铸行之后，颇受社会欢迎，因其本身的价值只相当于6～7文铜钱，既然是当十使用，也不会有人会将其重新熔化。次年适当义和拳起事之后，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深陷困境，因广东铸造铜元已见成效，利润也颇为可观，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铸；各省督抚都知道铸造铜元可以获利，欣然受命，各造币厂纷纷设立，大铸铜元。其初因所铸不多，市场容易消耗，极为民众所乐用，不但按币面每百枚换洋一元，有时甚至还超过币面价额。

    “财政部根据海关资料曾经有过报告，光绪三十一年以前，在胶州铜元每八十枚即兑洋一元，安庆每元合九十五枚，苏州一元合八十八枚，杭州合九十枚，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。可见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，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。”梁士怡讲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“可是好景不长，由于贪图其中厚利，各省中即便动作稍缓没有享铸造铜元之利者也按捺不住，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建厂铸币，视铸铜元为筹款之捷径，结果产出大量铜元，价格迅速跌落，当十铜元的市价，由当九、当八、当八半、当七，而跌至当制钱六文半。宣统元年银元每元可换铜元一百二十枚，而到宣统三年每元已经可换铜元一百七八十枚。银价日贵，物价愈昂……”

    “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？”

    “办法是有的，但实行起来难度颇大。清廷先前为挽救此种经济危机，采用了两种紧急措施，一面由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贬价收购铜元，以求提高铜元价值。并令各省加铸一文新钱，以确保铜元当十之数，一面令各省局厂一律暂行停铸铜元数月，以减少产量的办法控制价值继续下落。区区五十万两在京城虽可收一时平价之效，而对整个铜元制度，却为效甚微。尤其是停铸之令，首先不行于川省，江、鄂、湘、闽、浙、豫等省则请就现存铜斤继续铸造，津、粤亦请将已购之铜尽数铸造，停铸之令等于虚文，流通量不断加大，更难收效。由于铜元过剩，充斥市场，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铜元在本省使用，一面又加紧将本省铜元行销于他省，皆企图以邻为壑，以他省之失补本省之利……”

    “这么说来，制钱和铜元过剩的问题基本是同一的，即铸造量过大不得不贬值使用，方才已谈到了将各省铸币权收归中央，看来不仅是主币，就是辅币铸造权也是一大要害。”

    “总统所言甚是，只是铸铜元比铸银元要求更低，各省都有铸造局，有些还不止一个，且都视之为本省财政来源，要想停铸，难度很大……况且，很多铜元是辛亥后新铸的，即使以前朝旧币不得通用的条例去限制，也不太能够奏效。”

    “看来这事需要从长计议，诸位有什么好点子？”秦时竹再次将问讯的眼光投向了在座众人。(未完待续，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登陆 target=_blank>，章节更多，支持作者，支持正版阅读！)